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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反知识霸权的中国对策

一、中国IT业的危机

“惶者生存”
中国计算机业究竟有没有危机？危机究竟有多重？许多人可能会认为这些问题的提出很不合时宜。因为虽然98年遭受国际产业大环境、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内打击走私等因素影响

跻身亚太三强。
但是除个别的成绩，除去由于市场快速膨胀所带来的表面繁荣，透视中国计算机业的深处，我们就会发现，中国计算机业危机不但存在，而且极为严重。无论是过去，现在还是不远的将来，都映衬出这种危机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如果没有危机意识，必将演变出更大的危机。而缓解危机，消除危机的唯一良方就是：倡导危机意识，倡导惶者生存。
“惶者生存”，这是97年《时代》风云人物安迪 葛洛夫带给中国计算机业的最具价值的理念。这是葛洛夫一生的概括总结，也是英特尔风雨三十年的经验结晶。可惜, 由于他的书被硬译为：“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误导了大多数读者，使理念的价值大为受损。其实，无论是“惶者生存”，还是战略转折点，都是表明一种危机意识。
于是，一个可笑又可悲的局面出现了：作为产业领袖的厂商和非常成功的企业领导时时刻刻处于警觉和忧患之中；而一个落后又初级的产业却在营造一个歌舞升平的氛围，大小厂商都在夸大和包装自己的业绩，作一付沉醉状。真不知是世界颠倒，还是我们自己颠倒了。
危机，顾名思义，就是危险和机遇，是一个建设性和破坏性的矛盾统一体。它一般在企业（产业或国家）丧失竞争力时自然产生，也可通过施以挑战性的目标激发起来。葛洛夫所讲的显然是后一种，也就是自觉的危机制造。一个能够有效学习的组织可以经常制造危机，以连续不断的拼搏，紧追机遇，保证在剧变的产业中立稳脚跟。可以说，如今危机制造已经成为重塑企业精神、获得突破性变革的最重要手段。
危机感不但是医治人类惰性和盲目性的良药，也是促成变革的最大动力之一。富于前瞻性，挑战性和创造性的危机制造以及危机解决，可以有效引导舆论，强化凝聚力，提升努力程度，振奋精神。这样的危机制造既可应用于企业，有效地提升企业竞争力。也可作用于整个产业，甚至作用于整个国家，以有效地抑制腐败，克服官僚，提高效率。

中国计算机业的危机
软件业：中国软件业的规模究竟有多大？这个问题一直缺乏权威、可靠的统计数据。据CCID-MIC称，98年中国软件业规模从97年的112亿升至138亿，上升23.2%。IDC认为增长率为28%。可是当你深入各软件公司了解，在98年几乎所有的国内软件公司，包括重要的软件销售公司，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统计上的增长从何而来，令人怀疑。而且据软件公司自己的统计，138亿的规模可能大大超过实际的市场规模。但不论怎样，软件业的危机已昭然若揭。
软件业；中国软件开发从50年代末开始，基本与世界同步。80年代初，国家科委几乎与印度同步启动了振兴软件业的举措。并与美国合作，分别在北大和复旦培养200名主修软件工程的研究生，建立两地软件实验室，以带动整个软件业发展。可惜这一战略未能坚持下去。如今，中国与印度软件业已是天壤之别。在全球软件发展最快的十多年中，中国软件业丢失了一个大好时机。而今印度却已成为世界上最可靠、最著名的软件供应国之一。如今除了财务、排版、教育等专用软件领域尚有成就外，包括系统软件及比较重要的通用软件在内的软件业主体已被国外公司垄断。在短期内难以翻身。当然一统天下的字处理软件WPS基本上被微软Word取代，新推的WPS 2000能否获得一定的份额还待努力。
当然百花齐放的汉字DOS操作系统，除UCDOS尚有一定市场外，全部销声匿迹，微软Windows 基本上已成为市场上唯一的操作系统，垄断已经形成，而且牢不可破。90年代中期热闹一时的中文平台，曾被冠以“民族软件业的新旗帜”，在中文Windows 95出台后已基本失去生存之地。当然以五笔字型为代表的“万码奔腾”的输入法领域，而今也开始沉默。“智能ABC输入法”已成为输入法的首选，而且以IBM等国外厂商为首的语音输入咄咄逼人。可以说，目前通用软件市场，除杀毒软件仍由国产软件占据主导外，其他市场原有的国产品牌基本上已全军覆没。尽管中国软件市场以“神”、“王”、“霸”为命名的产品越来越多，但在实际竞争中，它们都难以逃脱“小鬼”的命运。
硬件业：国产PC业是近几年计算机业最突出的成绩但是包括联想在内，这些品牌全部依靠国内市场的容量，在国际上难迈半步。可以说，国产PC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市场本身的膨胀。因此这种状况风险极大，利润极低。98年，除联想保持升势外，四通、方正的业绩都有不同程度的下滑。两家公司在香港的股票价格已远远低于最初的发行价。联想虽达到175亿的规模，但利税总和仅5亿元。国内PC业的这种微利局面难以让厂商有效地开发技术。国产PC其实是另一种“系统集成”，占成本60-80%的关键部件全部是依赖进口。
信息服务业：互联网的兴起为中国信息服务业带来了曙光。依靠服务业的本地化特色和文化特色，中国信息服务业将比软件、硬件业更有远大的发展前景，也可能是最早能够占据主动的行业。但目前来说，互联网服务业刚刚萌芽，98年虽然热炒不绝，“名厨”不少。但包括搜狐、新浪、网易在内的代表厂商将在很大一段时期内难以建立起赢利的商业模式，尤其是没有股市作为依托，使这个行业风险大增。
谈到服务业，就不能不谈到微软最近出台的“维纳斯计划”。这个以电视上网为诉求点的行动不但会影响到中国软、硬件业的未来发展，而且对未来信息服务业会有潜在的巨大冲击。
现在国内厂商均以短期目标为主，追随短期目标，无论是PC业、VCD业还是传统家电业都在寻求突围，急于寻求商机。他们对“维纳斯计划”都充满极高的期望。这一点正中微软下怀。当然刘易斯拳击视频，目前微软还不敢轻易下赌注，它需要有人先打开这个市场。但只要这些“特洛伊木马”成功涌入家庭，微软就可以主导未来，适时而动，上演新的庞大“计划”。
中国软件业和硬件业的落后和被动局面已是不争的事实。新兴的服务业原本是我们的希望所在。但如此一来，服务也可能成为微软的囊中之物。
有多少厂商深究过“维纳斯计划”的深层目的和长远影响？有多少厂商思考过未来5至10年的产业状况？
我们不能干涉公司的市场行为，但我们却不能不为产业的未来和自己的未来好好想想。因为我们再也不能第二次失却机遇，再也不能重复一个巨大的教训。
唯一能够让自己逃脱被束缚、被垄断命运的就是：动用脑子去竞争！其中最根本的一点就是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有意识地扶持和培养竞争技术和产品。千万不要让一家公司控制了命运，操纵了整个市场。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计算机业如果没有刻骨铭心的忧患意识，不提倡“惶者生存”的市场哲学，我们还是胜机全无。继续在总结教训的同时，添加新的教训。形成恶性循环，大大延缓整个IT业重新走向健康发展道路的时间。

中国媒体的“可操作性”迈上新境界
99年初，在微软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媒体的可操作性和标准性迈上了前所未有的新高峰。3月份，从《参考》等顶级媒体一直到IT业的小媒体，都显示出惊人的标准性。几乎所有的媒体都表现得象最先进的PC一样，全用上了世界级的标准“操作系统”。这个“操作系统”当然出自微软，当然不是 Windows，而是“ 维纳斯计划”。随便翻开一家国内媒体，就会发现都有预装的“ 维纳斯计划”。只有偶尔几篇不标准的“另类产品”。
微软提供了标准的“操作系统”，将数百名记者空运到深圳，规模之大，前所未有。随之千百篇文章如千树万树梨花开遍全国。纵览这些文章，可以明显感到，微软为大伙开发了“驱动程序”，不但驱动大媒体，也驱动小媒体，这种惊人的“兼容性”充分显示了微软超一流的“技术”力量。同时，微软还提供了象“ 维纳斯计划”一般的“预制平台”——新闻稿和文章。结果上上下下各色文章虽千资百态，大小肥瘦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大家都是基于微软的“预制平台”之上，其“编程接口”都是标准的微软“Win32子集”。连一些平时挺有观点的大牌记者和分析家，也快速地将自己的文章移植到了“中文 Windows CE平台”上。
这一次，微软为中国媒体提供了一个全方位的解决方案。充分体现这家全球巨头对中国的承诺和责任。与“ 维纳斯计划”一样，这也算是微软为中国“量身定做的大众化数字生活的信息解决方案”。
看来微软在 媒体界的号召力和统帅力一点也不逊于它在计算机业的威力。
显然，这种惊人的可操作性并不是哪家特定媒体的专长，而是体现中国媒体存在的一个普遍问题。尤其是这一次，商业性（微软下大钱）和新闻性（盖茨亲自亮相）同时兼具的时刻，中国媒体一下子失却了独立的思考能力，失却了发挥个性化的余地。当然，我们身在圈内，已耳濡目染很久，一切已经习惯为常，不足为怪，可是想想那些把任何一份媒体都当作“圣旨”的人们，想想那些对媒体上面的“文字”深信不疑的广大老百姓，你的内心会有什么滋味？
媒体日渐提高的可操作性使公关公司更加如鱼得水，成为他们业务不断扩大的基础。也使厂商们更加热衷于与媒体你亲我爱，日益将媒体当成自己的一台大“外设”。也使那些老总们，更加习惯于听些“标准性的声音”。一有“异己”之言，就大惊小怪。连那些以前对媒体不敢过于操纵的国外厂商，如今也开始入乡随俗，或自己动手，或请本土公关公司，大胆加入了操作国内媒体的大军之中。
计算机产品的标准性使依靠“组装”生存的厂商利润日薄，维生艰难。同样，媒体日益提高的标准性也正危及自身形象，开始自降身份。甚至，有的老板还摆起架子不屑地说，你们舞文弄墨的懂什么懂？
“这其实是业界内部一桩低级的秘密：硅谷的任何一个人都知道，大家所谈到的报道全是屁话。真正晓得实情的人，每天要花许多时间瞪大眼珠子叫喊，拜托了，饶了我吧。”显然，这种“可操作性”不是中国特色，在美国也存在。因此敢于直言不讳的业内著名专栏作家丹尼丝 卡鲁索接着说：“所以我想很多时候，自己只不过是指出了我认为显而易见的事物。”
显而易见的事反而成就了一名记者，使她在整个行业里卓尔不群，不知道这是讽刺还是喜剧？但是与国外媒体相比，中国媒体的可操作性可谓天下无双。
因此，媒体何日走向自强自尊之路，就是它何时摆脱“可操作性和标准性”之时。

二、如何反对知识霸权

发展信息产业的十大关系
我们认为，挑战知识霸权，必须使信息产业成为我国的先导产业，将信息化作为基本国策。在此，要处理好以下十大关系。
1、自由竞争和统一管理的关系
首先，我们认为信息产业的发展必须在现代企业制度下的框架下运行，而现代企业制度的核心在于自由竞争。但是，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产业，不能完全依赖企业、部门或地方的自发行动。世纪之交的产业重组，只有通过中央政府的实施部门信息产业部的直接规划、组织和运作，才能根本改变产业过于分散、企业过小的现状。其次，信息业的竞争应该是适度竞争。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由于信息业出现了更复杂的情况，更需要一个专门的政府管制机构，管制力度不是放松，反而需要加强。比如对价格的限制、对普遍服务的规范、对日益拥挤的频率资源进行有效管理、对网际互联的监督以及对重要领域有可能出现毁灭性竞争造成信息拥塞和社会混乱加以管制。
因此，新成立的信息产业部应加强信息产业的统一管理，打破部门封锁、地区封锁、行业封锁，实现信息专业化、社会化、标准化、网络化，以形成一个门类齐全、结构和布局合理，内容广泛的社会化、产业化的信息服务体系。
2、、科技进步与基础建设的关系
对于信息产业而言拳击网站，由于技术不断创新，市场不断出现新的需求，需要紧紧抓住数字化、网络化的发展机遇，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也需进一步加强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因为信息基础设施是信息产业发展的物质基础。“金”系列工程的建设将为信息产业开拓出巨大的市场。只要我们能够围绕这些重大信息化工程和各种网络系统建设，大力开发、生产、提供各类电子信息系统装备、软件及配套产品，我们的产业就可以在国民经济信息化的战场上发挥主力军作用。在此过程中，我们的民营高新技术企业和高新技术信息系统建设也都将会获得长足的进步。
3、工业化与信息化之间的关系
由于中国的信息化不是出现于工业化成熟阶段，而是在工业从总体上尚未全面发达时来临的，中国决不能像西方经济发达国家那样，走先工业后信息化的老路，也不可能用信息化简单取代工业化，而必须同时推进工业化与信息化。我们应用信息化促成工业化，在“九五期间”，应用计算机技术改造传统产业，提高产品的质量和企业的经济效益，以逐步实现工业化的目标，仍将是一项极其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信息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应从单机向集成化、综合化、网络化应用发展，在节能、降耗、减少污染、提高质量和效益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
4、知识与资本的关系
知识经济与风险投资是信息产业时代的两大互为促进的因素。尽管在信息产业时代，知识可以成为资本，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之一，但是知识并不能自动地成为资本。在知识与资本之间应具有一个转换机制。可以这样说，风险投资是实现知识与资金之间良性互动的第一驱动。因此，我们必须增大对信息产业的信贷规模，建立风险投资机制。现在银行实行贷款规模行政控制而非存贷差额控制，许多企业产品很好、很有发展前景、银行也愿意支持，但因没有信贷规模而拿不到贷款。从长远看信息产业要大发展，必须改革银行信贷体制和投资体制，改善金融环境，建立风险投资体制，促进金融资本与生产资本的结合。
5、经济增长与技术创新的关系
毋庸置疑，信息产业已成为国家新的经济增长点。但是如果各地不考虑当地实际情况，争相将其列为支柱产业，则有可能带来新一轮的产业同构现象。我国产业同构问题目前首先表现在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诸侯经济”现象愈演愈烈；其次是同一行业内企业太多，企业规模不经济，行业集中度低，缺少一批占有较大市场份额、代表行业水平、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企业；三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的“大而全”、“小而全”的封闭经济结构和低水平盲目重复建设现象，不仅没有停止，反而由一般的初级加工升级到机械、电子等支柱产业。
避免产业同构的根本在于技术创新。因为信息产品市场毕竟是一个以技术发展为主要推动力的高新技术产业，单纯凭借生产规模、价格优势、广告投入或其他营销技巧催生起来的高新技术企业往往缺乏持久的生命力和抗风险能力。每当信息技术出现革命性突破的关键时期，没有技术储备和技术消化能力的加工类企业就面临着被淘汰出先进信息产品供应商行列的巨大风险。正是考虑到信息产业的高科技特征和高风险环境，国内外大多数高新技术企业都十分重视技术创新和紧跟世界信息技术发展潮流的产品开发研制工作。因此，如何引导企业在科研开发方面进行合理投入，形成有利于产业发展、企业发展和用户根本利益的良性循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6、行业竞争与产业融合的关系
在现阶段，电信、电脑、电器等电子产品领域的确存在着行业间的竞争，这种竞争也促进各自行业的进步。但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发达国家和WTO(世界贸易组织)的全球改革开放，带来了通讯、电子和媒体产业的大融合，这对我国按行政区划经营管理的电讯和新闻媒体提出正面挑战。信息产业化，不仅意味着在经营方式上要从行政管理转变成企业经营，而且意味着必须打破行业界限，全面重组，综合经营。如何在保持行业竞争的同时，顺应产业融合的趋势，是我们要面临的问题之一。
7、硬件业与软件业和服务业的关系
从信息产业结构看，我国信息产业以电子信息设备制造业为主，信息服务业占的比重较低。结构不合理，制约了我国信息产业的发展。近年来，全球软件产业的产值已占信息产业产值的一半。在未来，软件及服务业很可能成为整个信息产业的主导，因此，发展软件产业和服务业乃是大势所趋。
同时，发展软件产业和服务业也符合我国的国情。首先，它是智力和知识高度密集型产业，在此方面，我国的软件人才有很大优势；其次，软件产业相对于其他产业，投入较少，一旦软件开发出来后，生产很容易，不需要巨额的资金投入。
8、开放市场与国家采购的关系
我们面临的是一个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时代。WTO(世界贸易组织)1996年12月通过协议，2000年信息技术产品关税全免，我们面临的挑战无比严峻；参加WTO，必须实行信息产品零关税，进而开放电讯市场乃至金融市场；如不参加WTO，则意味着自我封闭于“全球信息社会”之外。要发展我国信息产业，不能采取保护政策，因为保护只会导致因循守旧，缺乏创新，但是，同等条件下优先购买国货，这是我国信息产业发展所必须的。特别是国家的一些重大项目，要在立项、审批时就应规定在性能价格比基本相同情况下采用国货。只有这样，我国信息产业才能在开放市场中逐步发展壮大。
9、信息立法与信息意识的关系
发展信息经济目前最大的难题是体制转换。一方面这需要来自下层的信息意识的培养，另一方面也需要政府为信息经济营造环境。我国正处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过程中，政府应该按照市场经济和发展信息产业的需要，着手改革现行的经济体制，全面调整政企关系，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机构，以形成有利于信息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没有信息意识，信息立法只是无源之水；没有信息立法，信息意识只能自生自灭。只有信息立法与信息意识互相依存、互相促进刘易斯拳击，才能形成健康的信息时代。而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的保护、新的市场道德规范的建立和维护、技术标准的选择等才会真正落到实处。
10、旧体制与新经济的关系
一方面是日新月异的信息科技，另一方面是12亿人口的基础工程；一方面是后现代特征的消费需求，另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艰难启蒙；一方面是网络化带来的合作虚拟化方式；另一方面是竞争性产生的资源集中性需求；一方面是国际资本的渗透，另一方面是民族产业的振兴；一方面是全球一体化的经济背景，另一方面是条块分割的现行体制……所有的矛盾和焦点归结成一个问题，就是旧体制与新经济之间的冲突。但我们坚信，信息化是会为中国社会带来结构性变迁。

共同建立两岸产业链
我们认为，为了迎接知识霸权的挑战，大陆和台湾应携手合作，通过分工合作共同锻造一条全新的产业链。
目前全球的生产结构进入一个新的变化阶段。美国牢牢守住在系统软件和特殊芯片设计方面的主导地位，以保持在全球市场上的份额。日本虽然占据了大多数关键性元件的市场，但它却日益丧失在个人电脑硬件制造方面的比较优势。在价值链条较低的部位上，台湾（在一定程度上还包括韩国和新加坡）现在承担了主要硬件制造者和初始设计、初始设备制造承包者的角色，能够随着市场的不断进展，提供新的外围设备和装置。在全球生产网络的底层是中国大陆、东盟国家和一大批其他发展中国家。
在相当长的时期内，美国和日本可望在电脑、通信和民用电子产品方面保持全球竞争中的优势。特别是美国，它将进一步得到远程通信技术巨大优势的支持，而日本则可能在民用电子产品方面保持主导地位。这两个国家正在多媒体和网络化个人电脑之间的搏斗中争霸。下一个层次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台湾和其他跃跃欲试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它们将获得来自美国或日本的初始设备制造和初始设计方面的机会，只要生产厂家能够获得市场份额就行。与此同时，这些“中间性”国家似乎有可能大举进入关键性元件和系统软件生产领域，这将打破日本和美国在这方面的垄断地位，并为正在出现的市场机会而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只有通过这些努力，台湾这个后来者才有可能超越它目前只能生产个人电脑产品这样一个角色。
台湾在发展它的个人电脑和集成电路产业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是，仍然不够。下游电脑生产厂家在1995年仍然进口84％所需要的信息集成电路、85％的液晶显示器和99％的中央处理器。台湾国内生产厂家1995年所占有的DRAM市场份额仅有8.5％，占有中央处理机市场份额几乎等于零。
目前台湾国内中央处理机市场的主要供应者是英特尔、Cyrix公司、摩托罗拉等这样一些美国公司。这些公司1995年占有台湾市场99％以上的份额。这方面的主要问题不在于技术本身，而是营销壁垒和知识产权问题。
美国主要的硬件生产厂家（如IBM和英特尔）和系统软件生产厂家（为微软）早就为个人电脑定了全球性规格。这给其他公司造成了“兼容”的问题。一方面，个人电脑存在事实上的规范，这意味着，全世界的硬件和软件生产厂家对以这些芯片为中心而设计的应用产品已经投入了巨资，如果另换一种微处理机设计方案，费用是极其高的（这对后来者是一个不利条件）。再者，软件开发的特点是，前期需要进行巨大的投资，一旦产品研制出来，生产的费用是微不足道的。因些，那些首创公司，由于它们的运作系统被采纳为这个行业的规范，在成本方面可以得到相当大的好处。它们可以把开发费用分摊给许多单位，从而用价格竞争的办法为新来者设置障碍。另一方面，如果新来者试图在现有的设计框架内对所生产的中央处理器进行微小的修改，它就会碰到在市场上同样一些居领先地位的厂家设置的许多知识产权问题。这些已经被确认的生产厂家可以通过索取高得惊人的专利权使用费或者干脆禁止使用这些专利而很容易地遏制竞争对手。为了绕过这些生产厂家所设置的知识产权障壁，新来者的研究与开发努力必须超过英特尔和微软努力的许多倍，才能打破现有的框架，而这又使新来者在成本上处于不利地位。在市场上居领先地位的厂家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它们协调得很好的分销网络和已经被认可的商标而阻挠竞争对手。因此，像台湾这样的新来者，如果国内科研和开发能力不能保证以极低的成本继续开发一整套产品系列，台湾的中央处理器生产厂家就无法取得国内外下游用户的信任和支持，因而最终会丧失发展的势头。
由于这个缘故，台湾的个人电脑产业现在处于十字路口。它已经确立了作为个人电脑硬件的可靠生产者的名声，但是现在面临一个困难的抉择：究竟是继续利用它的生产能力呢，还是进入风险很大、前途难卜的新产品领域？制约台湾公司的主要因素包括：营销能力相对薄弱、属于自己的技术有限。这两者都同公司的规模直接有关，而公司的规模又是台湾的产业结构所决定的。
台湾当地有创新的能力，但往往由于缺乏财力和推销力量而被竞争对手过早地遏制住。台湾所处的战略地位，使它由于能够较快地进入市场、多样化的设计能力、极强的生产能力和极好的产品定位而受惠；而支持这一切的是一个高效的机构基础设施体系。不过，为了充分利用这个地位，台湾必须克服两个主要弊病。这就是说，它必须增加科研和开发方面的经费和更加强调营销，包括建立自己的分销网络。在此方面，台湾必须同大陆合作。
中国大陆的政策是“以市场换技术”。但在个人电脑或集成电路这样具有高度活力的生产部门，技术上跃进的潜力特别决定于有关国家的吸收能力。这个国家必须在技术上、组织机构上和人力资源上拥有适当的本国基地，这样才能成功地把外国的榜样转化为自己的产业活动。大批外商直接投资可能踊入大陆，但科研和开发活动以及基本的芯片设计可能仍然保留在这些投资公司的本国基地，在这方面以前接受外商直接投资的国家或地区（包括台湾、韩国和新加坡）的经验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大陆极有可能承担一个区域性生产者的角色

中国信息产业怎么办？
知识产权形态的变迁
自从亚当 斯密在工业革命时期写成了巨著《国富论》之后，有形的物质商品的生产与交换就一直是经济活动的主流和经济学研究的中心。但是，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无形资产比实物资产更加重要。同时，无形资产的范围也扩大了，除了品牌和商标、版权或生产权泰森拳击，智力资本、商业信誉以外，还包括技术秘密、人力资源、劳动力质量、企业文化、与供应商和消费者的联系等等。无形资产来源于无形投资，由研究与开发费用、培训经费、以广告投入为主的营销费用，电脑软件的支出等组成。
经济无形化已成为一大趋势，以实物资产占传统优势的制造业为例，美国学者德鲁克的研究表明，原材料投入创造的产出在总产出的份额从二战以后平均每年下降1%，而能源投入创造的产出占总产出的比重从1950年也以相同速度减少。相反，19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知识等无形要素创造的产出比重却平均每年上升1%，因此，如何正确对待、评价无形化，统计核算无形产品和无形资产，也成为不容回避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知识经济时代的产权制度。如何安排也要日益向传统提出了挑战。
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 德鲁克在《后资本主义社会》一书中表明，“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是“知识的运用者与创造者”，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源动力。
中国学者崔之元认为，使“知识经济”成为“后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在于“知识”的“准公共产品”（quasi—public good）特性。过度强调“知识产权”，将妨碍知识的传播与交流，最终反过来会损害知识的创造，因为创造过程离不开交流与合作。崔之元为此还总结出当今世界计算机软件业的三种不同的产权安排
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奉行的是传统的“封闭产权”模式。微软完全控制着它的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其它人若不从微软合同获得源码，就无法发展新的与微软操作系统相容的软件。
Linux公司则是新型的“开放产权”模式的代表。它的“源码”是公开的，操作系统是免费提供的，任何用户均可自由改进、开发和再转让应用软件。有趣的是，为了防止某一用户将原软件略加修改后申请“专利”，Linux使用“一般公众许可证”(General public license；简称GPL ）。GPL是著名的“自由软件基金会”的创举，它给任何用户改进和再转让应用软件的自由附加上了一个条件：不得限制任何其他人自由改进和转让的权利，它并不排除 任何人从开发和销售软件中获利。
处于“微软”和“Linux”之间的产权安排形态，是Sun公司的“Java”编程语言。“Java”新编程序可以和任何一种“操作系统”相容，但有一个前提：该操作系统必须先装有“Java”翻译器“Java VM ”。 Sun公司的产权策略是：“Java语言”免费提供，但“Java VM ”受到Sun公司的许可证的保护。
那么，在“知识经济”中，以微软、Sun、Linux为代表的三种产权安排，哪一种形态更有前途呢？
从当前美国政府对微软的“反垄断”起诉中可以看出，Sun和 Linux的产权形态，很可能代表未来的发展方向。微软诉讼案的焦点在于“微软以垄断产生垄断”的做法，妨碍了未来的技术创新者的潜能的发挥。
由此可见，Sun Linux在反对微软垄断，保持业态平衡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让我们再次将目光投向Linux和Sun，这两把有志于划破微软铁幕的利匕。

Linux：黑客传奇挑战微软正史

Linux起始于1991年，完全是编程爱好者的偶然产物。它是一个免费的软件，开始可运行在4M内存的PC上，却是一种最昂贵的商用Unix操作系统。到97年，根据保守的估计，其装机用户已达300万之巨。这些用户并不是那种在卧室里自娱自乐的青年爱好者,美国的绝大多数大公司都已购买了Linux软件。当然很少有公司会承认，自己亿万美元的业务是建立在一帮软件黑客的代码上。
Linux的装机量还无法与Windows的1亿多用户相比，甚至还不能与Apple Mac的5000万用户相比。但是Linux的崛起势头却令人咋舌。由于它是免费发送的，因此在那些互联网的国家十分流行：南非、古巴、墨西哥、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俄罗斯、印度、巴基斯坦、尼加拉瓜、菲律宾、玻利维亚。从技术上讲，Linux使其他品牌的Unix黯然失色，成为Unix市场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连Unix最早的共同创始人Dennis Ritche也说：“Linux值得称赞。”
Linux主角是28岁的荷兰青年Linus Torvalds。这是一位具有非凡智慧和魅力的黑客，他单枪匹马能解决的问题，往往要让一群程序员苦干数月。当然，这也是一个互联网的传奇故事，是依靠互联网分布式协作模式的成果。事实上，这个巨大的代码拼凑物代表着这个快速增长的电脑王国。它将制作和使用的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将这么多程序员连结在一起的最大动力就是要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操作系统。它比任何一种商用Unix都要强劲，可以运行在各种硬件平台上，而且可以无限制地按需定制。这个OS可以完全与微软的旗舰产品Windows NT想媲美—具有真正的多任务功能、虚拟内存、共享库、TCP/IP网络以及其它各种先进性能。许多人都将它视为NT最强大的竞争对手，也是微软垄断下的唯一可替代的选择。
似乎天下的黑客都在为自己的生命创作源程序。Linus也不例外。
Linux并不是一件刻意创造的杰作，而完全是日月积累的结果，是经验、创意和一小块一小块代码的合成体，不断的积累使其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Linux初期的许多编程工作是在Sindair QL机器上完成。这是一种十分古怪的英国产电脑，是1984年推出的。它有无数的缺点，却有一个真正的优点：它是一套真正的多任务系统。但有一件十分关键的事件最终导致了Linux的诞生。1989年2月，Linus在赫尔辛基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1990年秋天，Linus在赫尔辛基上Linix课程。学校刚刚安装了一台运行Ultrix（Unix诸多版本中的一种）MicroVAX。Unix是大学科学和工程院系最流行的操作系统拳击大赛，那些处理繁重任务的公司也使用Unix。Unix 的问世与Internet的历史密不可分。事实上，互联网上运行的大多数操作系统就是Unix。1969年它由AT&T的贝尔实验室发明，Unix在70年代广为流传，是Ken Thompson、Penms Ritchie和Bill Joy等著名黑客的杰作。1993年，AT&T将 Unix卖给Novell，1995年，Novell又将它卖给圣克鲁斯丁。如今，象SCO、IBM、Digital、HP和Sun等都有不同的版本，造成了市场的混乱，成为微软Windows NT攻击的致命弱点。
但1990年，Linus还沉浸在许多世俗的事物中。他大学的机器无法同时处理16个以上的用户，要用机器，就得排长队等待。他的课本中就有Andrew Tanenbaum的《操作系统：设计与实现》，该书提供了Minix（Unix的变种）的操作指南。那时Linus刚刚得到一台PC。他想从笨拙的DOS操作系统学不到任何东西，而Minix虽然很简单，功能有限，但是Minix 却在Linus的脑海中奏出一个和音：“1987年发布后两个月来，就有一个新闻组汇集了世界各地的40000名用户。”但是许多用户需要更多的功能。Tanenbaum 说：“我每天都收到几百个E-mail，要求增加这个功能、那个功能。但我只能一再回绝，使许多人都非常沮丧和失望。”
Linus开始自己实验地编程，他将Minix当作脚手架，开发一个新的程序。他按两个过程进行，一个过程写A，另一个过程写B，但他从来没有想过要创建一个内核（操作系统中用于实时处理和控制工作的部分）。他只通过阅读新闻组来修改两个处理过程。
Linus很早就是一名黑客，十几岁时就用汇编语言，在Commodore Vic-20微机上编程。一半是因为除汇编语言他没有其他工具，另一半是因为用汇编看起来更加地道。1991年，他需要一个简单的终端模拟程序来访问新闻组。于是Linus坐下来，写了一个基于两步处理的应急程序。工作内容非常简单，一个过程就是从键盘中读出并发送到Modem上，另一个过程就是从Modem上读取并发送到屏幕上。
1991年夏，也就是Linus有了第一台PC的六个月之后，Linus觉得自己应该下载一些文件。但是在他能够读写到磁盘上之前，他又不得不编写一个磁盘驱动程序。同时还要编写文件系统。这样有了任务转换功能，有了文件系统和设备驱动程序，就成了Unix，至少成了 Unix的内核。Linux由此诞生了。
如果Linus没有在Minix新闻组中谈论Linux，那么新生的系统很可能就夭折了。一开始他向赫尔辛基大学申请FTP服务器空间，可以让别人下载Linux的公开版本。“Linux是我的工作名，但如果我把它作为正式名字，别人肯定会认为我是一个自大狂，不会把Linux当回事。于是我给它起了一个很糟糕的名字：Freax。是Free（自由）+Freak（怪诞）+X组成。但负责FTP站点的Ari Lemmke不喜欢这个名字，他还是用Linux这个名字。
1992年1月，大概只有100人左右使用Linux，但他们为Linux提供了十分关键的洗礼。这些早期的上传和评论十分重要。尤其是那些同行们为修补代码错误而上传的补丁。Linus很偶然地闯进一个在线Karelia，开始着手将他的Kaievala的补丁拼凑起来。在网上，任何地方、任何人都可以得到基本的Linux文件。E-mail使他们可以方便地进行评论并加以改善，而Usenet新闻组则提供了一个讨论的论坛。Linux以个人的产品起步，而变成了一个百锦图，成了走向相同的黑客们的一场运动。
既使通过黑客的补丁将其不断改善，但内核本身并没有多大用处。Linux的腾飞必须具备其他因素。其中最关键的是自由软件基金（FSF）的GNU计划。GNU的目标就是要编写一个完全免费的 Unix版本—包括内核及所有相关的组件，可让用户自由共享并且改写软件。而Linux无疑是得来全不费功夫。
通常一个操作系统要等待别人根据它来写相关的应用程序，而Linux却反其道而行之，Linus将Linux进行改写，使其与GNU现有的应用软件很好地结合起来。通过这种方式，Linux一夜之间就拥有了图形用户界面。
Linus也采纳了标准GNU技术许可方案，名为“Copyleft“(简称GPL)。这种通用公开授权，允许用户销售、拷贝并且改动程序，但你必须将同样的自由传递下去，而且必须让你修改后的代码也免费公开。这一举措成了Linux成功的强大力量。首先，它大大促进了商用领域的繁荣，虽然Linux可以网上免费下载，但30美元一套的CD-ROM比自己下载更方便、更经济也更快速。同时这也大大刺激了程序员的积极性。这种许可方式可确保他们的工作免费传播，不会被逐利之徒所利用，或锁进专有产品之中。
也就是说，GPL为Linux黑客们的网络新部落提供了一套成文的“宪法“。你可以进行开发和赢利（黑客也得吃饭），但源程序必须免费公开。
1994年3月，正式的Linux1.0版发布，它的出现无异于网络的“自由宣言”。从此Linux用户迅速增加，Linux的核心开发小组也日渐强大。在Linux所包含的数千个文件中，有一个名为Credits的文件，里面列出了100多名对Linux有过重要贡献的黑客，包括他们的名字、地址以及所做工作。其中的软件都是经过“优胜劣汰”的达尔文式的选择方式所生存下来的。
Linux的方法看起来很简单：所有的黑客都可添加额外功能并完善性能。所谓的β测试也不是修补漏洞，而是集成过程。
1994年，Marc Ewing成立了Red Hat软件公司，成为最著名的Linux分销商之一。他说：“Linux和自由软件社区可以看作是真正的知识界精华。”由于这种独特的开放性拳击音乐，使Linux几乎支持任何一种平台，从英特尔386至Pentium II，以及Alpha、SPARC、MIPS等。不久前发布的Linux2.0版，已经提供了64位处理能力（而许多Unix以及Windows NT还是32位阶段），还具有对称性多重处理及更先进的网络功能。用户数已经突破千万大关，出现在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尤其在发展中国家，Linux更是理想之选。
当Linux第一次出现时，仅有10000行代码，如今光是内核就有100万行。而数以千百计的辅助软件更是组成了一支壮观的Linux大阵营。
Linux的黑客们包括Linus本人，似乎对编写应用软件不感兴趣。但随着Linux市场扩展，商业公司也开始弥补这一欠缺，包括字处理、电子表格、图形软件等强劲的桌面应用软件已经纷纷涌现。
Linus1999年3月3日在LinuxWorld的主题发言中向广大Linux程序员们呼吁，不必努力让Linux与各种商业版本的Unix相竞争，而应该努力让Linux更为好用，使之进入桌面PC 与PDA。Linus表示，Linux的未来版本不仅将用于高端系统，还将成为桌面计算机系统的重要操作系统，“成为未来这个行星上最重要的操作系统。”Linus的发言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欢迎。
Linux的崛起，自由软件联盟的壮大，为我们提供了振兴信息技术产业的契机。目前，国内许多软企业如四通、实达等开始大力研究 Linux，以期在利用自由软件联盟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中国软件业未来发展的核心。自由软件联盟及“中国自由软件库”涵盖了操作系统、开发语言、视窗系统、数据库、网络>>>QQ470681378